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综合讯：（公民记者徐亦扬、张钟元报道）上海一家大型连锁托育机构近期突然“爆雷”，令家长猝不及防。谁来带孩子已成为中国不少家庭面临的难题。国家发改委近日将阻碍中国人生育的首要因素归结为婴幼儿无人照料；而另一方面，家长又直呼私立日托班费用太贵，“上不起”。

▲谁来带孩子目前已成为全国不少家庭面临的难题，以至于影响到民众的生育愿望。图为2020年5月，湖南省永州市一家幼儿园孩子们在吃午餐。（图片来源：资料图）

       在“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下，托育机构无法开展线下服务，资金紧张。8月9日，上海子藤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子藤教育”）在官方微信发布暂停托育服务通知，称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复课，公司经营入不敷出，子藤托育下辖所有园区于8月7日起阶段性停止营业，恢复时间待定。

       子藤教育旗下托育园为0-3岁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全日制托育服务。据统计，子藤托育共有10个园区，此次爆雷涉及370多个家庭，其中包括多个外籍家庭。每家托育园的收费不同，月均从5000元人民币到近万元不等（约合743美元至1469美元）。

       子藤教育应退金额目前粗算已达到800多万元（约合117万美元）。该公司向家长提供了退款方案，但家长并不满意。有家长向《财新网》表示，子藤教育将经营问题归咎为疫情无法令人信服。

       据《财新网》报道说，今年7月，子藤教育多个园区告知家长可以复课，同时也投放招生广告，不少家长7月底报名，等待9月份开学。有家长说：“现在突然闭园，一次课都没上，让人怀疑机构就是为了圈最后一波钱跑路。”

       除了退费难，机构关停后，不少家长还面临孩子失托的压力，近一半幼儿要到明年9月才能上幼儿园。有家长对《财新网》表示，上海0～3岁的托育班名额都很紧张，机构一开放报名很快就报满，因为这是刚需。

▲2022年6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2022年浦东新区托育机构信息公示》（图片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网站截图）

       也有家长表示，上海公办托育园的名额非常少，一个街道或镇只开一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20名幼童，有些地区甚至没有公办托育班，因此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最后不得不选择民办托育园。

       记者致电子藤教育，但无人接听电话。

       上海虹口区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区域内托育园的监管机构，他们要求托育园要按月收费。但家长如果不是按月付费的话，就容易引起这方面的纠纷，反之就可以规避这方面的风险。“作为家长，你要有一个甄别，自己要有防御心理。”她说。

       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中国人生育的首要因素。

       郝福庆称，城市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现实中的供给明显不足，尤其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他还称，发展托育对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具有显着效果。

       此前一天，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罕见联合发布一份特殊文件，要求全国各地政府采取措施，减少人工流产，以促成增加生育、提高人口数量的目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从2020年的1200万降至2021年的1062万后，预计2022年出生人口将继续下降。这意味着，与2020年3～5岁幼儿5164万人相比，2025年3～5岁幼儿数将大幅减少。

       2016年，中央宣布放弃施行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效果不佳。2021年，官方把生育限制进一步放开，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但目前看来，这些政策并没有促使生育数量增加，中国生育率下滑的势头反而更为明显。

       中央放开三胎政策后，“谁来带孩子”成为摆在不少家庭面前的难题，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看问题。

       中新社旗下《中新经纬》在2021年8月刊发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天津市民张璐（化名）在孩子出生后做了全职妈妈。孩子2岁时，张璐打算出去工作，于是去参加一家私立日托班的试听课。但每月6000元左右（约合881美元）的托育费把张璐吓退，“上班挣得工资还不够交学费”，思考再三后，她放弃了回归职场的计划。

       家住北京的梅珊珊（化名）也被高昂的托育费给吓到。作为一个职场妈妈，梅珊珊不敢轻易辞职，当时她的孩子还不满2岁，因自己的母亲无法帮忙照看孩子，梅珊珊只能找托育机构。

       梅珊珊对体验课的印象并不好，但真正吓退她的是高昂的托育费——这家机构托育费每月8000元（约合1175美元），加上每月2万元（约合2938美元）房贷，她和先生两人的工资基本要“月光”。

       《中新经纬》报道称，2021年8月，中国0～3岁的婴幼儿有4200万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有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当时的实际供给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很大。

       《中新经纬》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市场上公办托育机构仍然数量较少，以民办私立托育机构为主。从价格上看，民办托育机构也可分为高中低三类，高端托育机构价格往往在每月1万～1.5万元左右（约合1469～2203美元）；中端托育机构价格在5000元～7000元左右（约合734～1028美元）；低端托育机构价格在3000元左右（约合440美元）。

        尽管托育机构的市场需求旺盛，但家长对价格的承受能力有限，招生也是一大难题。天津某托育机构负责人王薇（化名）对《中新经纬》说，天津市场上，托育机构的收费在5000元左右（约合734美元），“但实际上每月5000元的收费标准，基本上不可能招满60个孩子。”王薇说，“现有项目中，能收到40个孩子都是很少的。”

       观察人士陆天明8月1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源少并不是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而是因为很多家长付不起费用。“中国人就是被官方割韭菜割得太狠，被压迫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影响到民众的生育愿望，即使政府让多生，但百姓也不想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表示，这些问题不是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就能解决的，在官方治下，整个社会都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