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礼“据”贿

    严重的社会腐败是国人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自阶级产生以来，腐败就寄生在人类社会的肌体上，古今中外从来如此，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也有统治者治理得法，不使腐败毒瘤发生病变，社会健康发展的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人带领终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一举剪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孳生的各类丑恶现象，迅速打造出中华民族空前的修明社会，再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祥和景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倡金钱挂帅，大搞物质刺激，权钱交易应运而生，贪官污吏茁壮成长，各类丑恶现象死灰复燃，贪污腐化蔚然成风；伴随着经济私有化的浊潮，腐败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所有方面。面对无处不在的普遍性腐败，人们业已司空见惯，有的甚至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言之“史无前例”似不为过，其蔓延速度更是惊人。究其原因，不能不是共产党宗旨的改变。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到改革开放的“廉洁从政”，直至主流精英聒噪的“高薪养廉”，演绎了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蜕化。古人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声中，“党员也是人”的观念迅速取代了献身共产主义的理想，党的各级领导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身为权倾一方的政府官员。从陈云疾呼“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算起，经过二十多年的“反腐倡廉”，官僚资产阶级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步成为左右中国社会进程的强势集团，国人无奈地称之为越反越腐，甚至有人断言“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年少时读书学历史，对腐败亡国似懂非懂。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深化企业改革以来，时不时听到上辈人的怨语，说是当下领导们的腐败超过了快垮台时的国民党。笔者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无法亲身感受解放前的腐朽黑暗，只能将信将疑。在不断深化的经济私有化改革中，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我深刻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全方位、多层次的腐败。短短二十几年，人民当家做主，社会风气良好的中国竟变成一个让世人咋舌的畸形社会。0.475的基尼系数，标志着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程度已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新三座大山”压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乱象，郎咸平称“都是腐败惹的祸”。话可以这样说，但还应再往下问：空前的腐败是谁惹的祸？！

    主流精英声称，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个理论被标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绝对的谎言。按照这个逻辑，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肯定是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因此，要消除腐败的根源，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共产党下台。这个逻辑不仅荒唐，而且蛊惑人心。不是吗！“拨乱反正”以来，斥之为“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再怎么被妖魔化，也从来没给戴上社会腐败的帽子。封建皇帝绝对拥有绝对的权力，可唐太宗却打造出了几乎不见贪腐的“贞观之治”。主流精英们近三十年来的惯用伎俩，就是炮制似是而非的理论，利用掌控的话语权，耍弄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的手法，“打左灯，向右转”，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演变成一个“四不象”——挂着社会主义羊头的坏的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即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无法约束的权钱交易催生了肆虐社会的贪腐；指导改革开放的“摸论”、“猫论”、“先富论”、“初级阶段论”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忽悠，加上主流精英鼓吹的“腐败有利”、“腐败有用”、“腐败有理”等理论创新的推波助澜，致使我们整个民族信仰迷失、私欲横流，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腐败，且有无法遏止的疯狂势头。按照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的判断，我国的腐败分子至少还要猖獗三十年！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建设一百年”的创新理论，邵道生的推算结果应该偏于保守。

    人们不解，以前共产党二十八年打下一个江山，解放后仅用了几年就荡涤、清除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百多年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现在共产党用了二十几年怎么就收拾不了那些贪官污吏，而且这个社会还要让他们折腾下去。其实这个问题也好解——此党非彼党也。党的宗旨改变了，党的路线非变不可。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工农大众，早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的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必然削弱共产党的行政能力，党内高层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力不从心。流传已久的“政令难出中南海”，反映了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尴尬，其反腐败的力度就可想而知了。近些年落马的贪官，除了撞在枪口上的，大多是拔出萝卜带出的泥。于是，百姓中就有了反腐“只拍苍蝇不碰老虎”的指责，社会上才有了对“反腐设限”的忧虑。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资派”、资本精英及无良学者狼狈为奸，上下鼓吹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极力阻挠反腐。在经济私有化改革已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攻坚战序幕刚启的当下，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自视羽翼已丰，他们决不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坍塌，占领上层建筑，取得执政权才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主流精英们绝不允许反腐败干扰他们的战略目标。去年“新西山会议”上的“图穷匕首见”，是其对执政党的公然叫板；今年人代会上确保了《物权法》通过，应是其政治攻坚的首战告捷；最近公然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则更是其登上政治舞台的狂妄喧嚣。

    相比之下，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却显得拖泥带水，有气无力。什么高薪养廉，夫人防腐；什么廉政事迹报告，贪官忏悔警示，甚至有人提议在包公像下搞廉政承诺，真是五花八门。然而，有利于防腐、反腐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布法》、《国有财产法》却议而不决，近乎难产。无奈之下，“借贪官人头，遏腐败势头 ”的呼声在民间响起，即用子弹解决贪官污吏的问题，但有人戏问现在子弹掌握在谁手里。兜售“自由”、“民主”、“人权”、“和谐”的专家教授们则喊出“人性化”反腐，建议立法让巨贪免死。爱恨在此泾渭分明！众所周知，中国的腐败，本来就有成本低，收益高，风险小的特色，如果再让巨贪不死，那就不是“死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而是“下了我一个，富了几代人”了！

    对于腐败问题，邓小平曾说：“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搞不通，可能是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们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这个问题过去讲过多少次，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在高层。”这话或许是总设计师的经验之谈，可能是切身体会的肺腑之言，它道出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真谛。正是如此，各级纪委、反贪、监察等反腐机构的制度设计才形同虚设，“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倡廉”才如隔靴搔痒，官员们万不得已时就拍几只苍蝇来敷衍黎民，甚至糊弄百姓。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订了无数，依法治国的口号已使人耳生茧，可我们今天算是法制社会吗！没有制度不行，完全指望制度更不行！时至今日，腐败成风，越反越腐的社会现实是对制度万能论者的有力驳斥。

    然而，我国的领导高层似乎还在迷信制度建设。今年４月９日，全国纠风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前对纠风工作做出重要批示：纠正不正之风，关键在建立制度。今年两会期间，中央纪委领导人向媒体披露：酝酿已久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中编办审批，即将挂牌运作。实践证明，这种沿袭上级监督下级、专设机构监督权力部门的固有思路，难以增强反腐力度。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能进中央常委吗？进了常委就能力挽狂澜？郴州市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犯案的教训何在？中国现有的反腐机构并不少，各项法律及规章制度也很完备，我国的现状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这才是腐败屡治不愈、愈治愈烈的根本原因。

    我国反腐二十多年不见成效，反而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这是客观事实。说实在话，在现行体制下,各级官员想不腐败都很难。一个社会如贪官污吏能恣意妄为，人在官场想独善其身已很不容易；而这个社会要彻底清除腐败，则几乎是一相情愿。“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个悖论，它的深刻内涵应该不难理解。腐败这个毒瘤已在我国社会的肌体上发生病变。目前的反腐举措，充其量只是对癌症的保守疗法。化疗必定要伤筋动骨，难免痛苦，还得突破“反腐设限”的规则，且不能确保完全治愈。要铲除毒瘤，动手术应该是无奈的选择。做手术就得请医生。这个医生不能是制度，只能是人。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有人严格执行才有效用，不然仅是费纸一张。在中国，要彻底根除腐败，只能依靠恢复了政治权力，被组织起来，重新当家做主了的工农大众。这才是真理！当然，这很难，或许也是一相情愿，但绝不是异想天开。【作者：程前（整理）】